笔者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已经十余年。十余年间增长了关于普通话的知识，也增添了对普通话相关问题的困惑。困惑之一就是普通话与它的基础方言——北京话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是微妙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①。我的认识是：适当增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北京话元素，有益于稳固普通话的语言基础，有利于推广普通话。
我们知道，任何方言都是当地居民长期自然形成的语言交际系统，而鲜有人为规定的成分，而普通话语言系统的确立则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因此，自普通话确立之日起，如何妥当地处理普通话与各地方言的关系就一直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北方方言区，这个问题不太明显。在南方，由于诸方言与普通话系统相差较大，南方人学讲普通话难度较大，推广普通话的难度也就相应增大，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也就不像在北方那样简单。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普通话语言系统的制定，便时时考虑南方诸方言的问题，尽可能减少普通话中来自其基础方言北京话中一些相对“土俗”的语言元素，例如限制带儿化音的词语，例如尽可能减少轻声词语，等等。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在一些具体的语言要素处理上，现行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还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研究和商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减少普通话中的北京话元素，同时也不应该简单认定普通话中北京话元素越少就越有利于推广。赵元任先生晚年总结上个世纪20年代推广“国语” （普通话）不成功的教训就在于远离了北京语音系统②。当然，今天的情形远没有赵元任先生当年遇到的那样严重。但如果一味地减少普通话中的北京话元素，也未必有利于推广普通话。以下篇幅将讨论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中遇到的几个实际问题。
一、语音描写
普通话“兵平明定听宁另景请性英”（以下简称“英”） 等字的韵母，其音值到底如何，一直是有争议的，主要分歧在于韵腹到底是前元音i还是央元音e。前者可以标为ing，后者可以标为ieng。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英”韵母的描写是以i为韵腹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先生就有这样的看法，70年代末王力先生也是这样看的；90年代徐世荣先生更是明确说带有e音的发音是错误的。我们还应该指出，19世纪英国人Thomas Wade 的威妥玛拼音中，“英”韵母就是写作ing的。威妥玛拼音系统极具影响力，事实上这种写法显然比ieng更能够被欧美国家的传统正字法所接受。③
但是相反的看法也有不少：
- eng、ing、ueng、iong四个韵母在注音字母中是 ㄥ、 ㄧㄥ、 ㄨㄥ、 ㄩㄥ，即注音字母把ing分析为ieng。注音字母直到今天在许多很有影响力的语文工具书中仍在使用，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2.王力先生在肯定“英”韵母为ing同时，也指出，许多北京人发音是ieng。
3.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上世纪60年代编写出版、80年代再次出版的方言调查工具书中，认为是ing的韵腹是带有e色彩的i,即ieng，其中e是过渡音。
4.上海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教材《现代汉语》（钱乃荣主编）认为ing的实际音值是[iIŋ ]，即主要元音是前次高不圆唇的，而舌根鼻辅音只是一种附加的色彩。
5.上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普通话音位标音时，复旦大学游汝杰等先生的论文分析“英”字韵母ing实际音值是[iəŋ] 。游先生这篇论文在汉语音位学研究方面是极有影响的。
6.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汉语教材认为“英”韵母的严式标音是[ieng]。
7.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焘、王理嘉先生《语音学教程》认为ing的严式标音是ieng。④
笔者个人的感觉是“英”的韵腹发音是不稳定的，有时有e音素，有时没有。韵腹为i，“英”发音时口形较小，舌前部隆起；念ieng时，则口形略大，舌隆起的部位略后移。一般发音时，e音色不明显，但是重读时，例如将后鼻音字“英”与前鼻音字“音”做严格的区分时，“英”就很自然地念成了ieng而不是ing。这种发音在国家普通话测试的第一题“读单音节字词100个”中尤其明显。“英”字韵母这种不稳定的发音，确实不是简单的是否标明e的问题。正如赵元任先生说，允许音位有零成员大有好处。⑤如果我们们认真考虑北京音系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基础作用，我们就不宜简单地认定“英”中没有e音素。至少，我们应该展开社会语言学的北京话调查。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把ieng的发音简单地排斥出普通话系统。作为全国测试的标准，对于ieng式的发音，可以采取“不禁止也不提倡”的态度。或许我们们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态度：除判定一级甲等试卷第一题之外，ieng式的发音都可以接受。
二、音节表
《纲要》29页普通话开口呼音节表将shei加上括号，附带的说明是：shei是“谁”的口语音，已常被shui代替。
就笔者的语文生活经验而言，实际的情形与上述表述刚好相反。长年生活在北京语音环境（注意：不是北京话语音环境）中，我们从未听到有把“谁”说成shui的。（50年代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艺术大师作品《北京话》中有“这辆三轮shui的呢？你好不好拉我们去东四牌楼？）即便在《纲要》中，作品35“这位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28号“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是把“谁”标音为shei,对应的光盘录音也是shei.《新华字典》至少到1992年还是把shei列为“又读”，但是至迟在1998年修订本中已经以shei为第一读音而shui为又读音。《纲要》对于没有收录的包括shei在内的18个音节的解释是：“某些语气词、特别是只以辅音充当音节的，方言色彩浓重、比较土俗的词，或仅限于书面语有不常用的音节”。按照这个解释，shei大概属于“方言色彩浓重”。我们以为，根据目前的普通话实际表现，shei已经不能作为土俗发音了。它的使用早已经超过shui了。
此外，《纲要》音节表有zhei、dei、nei、zei 等音节。其实这几个音节也未见得比shei更有理由进入音节表。zhei只有一个字“这”，去声。《新华字典》对此音节的解释是“这一”的合音。其实许多读zhei的“这”已经难以用“这一”去对应了，如“这孩子”“这是谁的”“你这话我们爱听”等等。dei只有一个字“得”，上声，意思是“必须”，其实这也是北京口语的一种表现形式。nei音节只有两个字，一是“气馁”，二是“内外”。zei音节只有两个字，一是“贼”，二是“鲗”。声母为n或l、韵母为ei的音节，在今天北京话中，除了“肋”“羸（léi）弱”之外，都是中古《广韵》音系中的合口字，古代读法都是圆唇的，不对应于今天的不圆唇发音（在京剧上口字中，这些字倒都是读圆唇的）。由此可见，不圆唇音是后起的。
因此，zhei、dei、nei、zei都有一个从圆唇向不圆唇演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演变，也就没有理由不接受“谁”的从圆唇向不圆唇演变。
三、词的注音
这方面突出的问题是轻声和儿化。
讲北京话的人在参加测试时，轻声和儿化发音本身是没有困难的，困难在于他们很难弄清楚哪些词可以或者不可以轻声或者儿化。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试举几例。
1.“瓜”类
所谓“瓜”类指“冬瓜、西瓜、黄瓜、南瓜、倭瓜”之类。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⑥把“黄瓜”标为轻声，其他的“瓜”读阴平。当时令许多北京人和其他方言区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纲要》做了修正，把这些词一律列为轻读，简单说就是两可的宽松处理。我们以为这样做很好，让北京人在测试时难度降低，又不影响其他方言区。
2.“韭菜”
与“瓜”类相比，下面的词语问题更大，因为“瓜”类无论轻声与否，并不改变词义。可是“韭菜”在《大纲》和《纲要》中都标为后字去声，这就与“酒菜”同音。我们知道，普通话在对轻声词的取舍时是非常看重轻声的辨义作用的，如“地道”“东西”“兄弟”“褒贬”等词一定要分成轻声的和非轻声的。按照这个原则，建议把“韭菜”按照北京话的习惯，标为轻读。这样的词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做过调查，至少不是孤例。再举两个类似的例子：
“报仇”“报酬”声母韵母相同，后者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下同）仅标为轻声，《纲要》列为两可。那么，这两个词按照《纲要》的注音就会出现同音，而北京口语是没有这个同音可能的。“抱负”“报复”声母韵母同，后者在《现代汉语词典》和《纲要》均标为两可，这样的安排确实能为南方方言区不习惯读轻声的人士讲普通话提供一些便利，但是也要付出不必要的同音词代价。其实这样的“排挤”轻声实在没有必要。我们建议按照北京口语发音，“报仇”“抱负”不轻声，“报酬”“报复”只能轻声，因为分辨词义毕竟是最重要的。
3.“分析”类
有些词在北京话中常轻读，《纲要》反而严格限制，要求不能轻读，如“分析、安慰、抱负、编辑、博士、程度、冲突、待遇、方便、较量、考虑、利息、秘书、年龄、气候、误会、孝顺”。北京市语委办编写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其中专门列举了北京人过多的轻声习惯，指出这些词在普通话中不读轻声，如果读了，就要被判语音错误。在我们看来，这些词在北京话中其实并没有像“桌子椅子 板子 刀子”那样读成轻声，而只是轻读了。轻读和轻声的语音学区别，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论，我们们这里无力进行讨论。我们的建议是：像这类并不影响词义的轻读现象，应当允许进入普通话，就像对“西瓜”一类词的处理，可以把“分析”等读成“阴平 + 阴平”，也可以读“阴平 + 轻读”。这样做其实丝毫不增加其他方言区学习普通话的难度。
4.“笔尖儿”类
北京话有不少带“儿”尾的词，这些儿尾其实不是单纯的语音现象，而是具有语法功能的。如“笔尖”如果不带“儿”就成了主谓词组，带上儿尾，才是名词。儿尾是名词化的标志。建议《大纲》《纲要》在这一点上能够“宽容”一些，把“笔尖”的注音带上一个两可的儿化与不儿化的选择。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很大，所以《纲要》如果这样做了，也不会被视为别出心裁。类似的还有“葡萄干”“豆腐干”，如果不带儿化注音，就要引起歧义。还有“跳高”“跳远”，我们注意到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转播节目，包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都是带有儿化音的“跳高儿”“跳远儿”。 将“高”“远”等形容词带上“儿”转化为名词再放到动词“跳”后就形成了动宾构造“跳高儿”“跳远儿”，否则动词“跳”加上形容词“高”“远”在语法上无法组合。同样结构的还有“抽空儿”“绕弯儿”“绕远儿”“揭短儿”“遛早儿”“遛弯儿”等等。
5.“课文儿”类
北京话儿化音相对较多，所以北京人的普通话也就常常遭到南方朋友的“嘲笑”，认为不好听。好听与否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际功能。上面说的“笔尖儿”类应该加儿化注音，问题还算简单。而“课文儿”等词就比较复杂，因为这类词是否加儿化音并不构成词义上的对立。“课文”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市《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中还列举了“卡片、分数、小数、表面、剧本、课本、见面、名单、零件、眼神、出门、电铃、单词、符号、电影、雪花、窗帘”等等。对这类问题，我们的建议是采取《现代汉语词典》的办法，用两可的方式处理。否则，一律限制儿化，好像是有利于普通话，其实未必。因为硬性规定读成儿化音，会增加南方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度；而硬性取消儿化音，又会使北京人对于普通话望而却步，并且可能使普通话失去自己最有力的根据地。农历腊月初八日的“腊八粥”也是一个好例子：这两年央视可能是受了《纲要》的影响，每年农历腊月都说“làbā（腊八）粥”，非常地别扭。其实这里不单是别扭的问题。北京口语“腊八儿”具有形态音位学性质：“八”是数词，加“儿”后转为名词性，明确其名词性质，即“初八日”。
事实上，无论是北京话还是其他方言和普通话，轻声和儿化的问题都非常复杂，其中很有可能是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而我们的测试又不太可能严格区分社会的各个层面。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建议，对于轻声和儿化词应该尽可能参考普通话基础方言北京话的实际情况，尽可能放宽标准，采用轻声与否两可、儿化与否两可的处理方法。在这方面，《现代汉语词典》轻声与否两可、儿化与否两可的注音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关于某些词是否应当轻声或者儿化的困惑，其实并不限于以北京话为母语的人，许多非京籍人士在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时同样感到难以掌握轻声儿化规律。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简言之，本文的建议其实就是在不增加全国其它方言区的人们学习掌握普通话的负担，不致影响他们的学习普通话的热情的前提下，在不改变现行的对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描述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普通话标准中的北京话元素。从长远看，我们的建议是有益于推广普通话的。反之，过分地压缩减少普通话中的北京话元素，其结果不但是影响了北京本地人的普通话水平，更重要的是使得普通话失去一个至为牢固的语言基础，一个活生生的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笔者多年来担任北京市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考前辅导工作，介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要求。不少听课的人在听课以后都感慨“自己好像不会说话了”。这种感慨中不乏调侃与夸张的因素，但是，在制定普通话测试标准时，我们也确乎应该充分考虑北京话的特殊地位。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最后，让我们引用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其经典作品《北京话》中的话来结束本文：“说北京话，别帯土语，就是普通话！”
【附注】
①关于普通话的正式表述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但是由于北方话的外延过于宽广，内容上又有一定分歧，难以把握，所以事实上常常以北京话为操作标准。
②见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伍铁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见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普通话水平测试施事纲要》，商务印书馆，2004；。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年），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伍铁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王力，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语文》1979.4；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常识》，语文出版社，1993年；[英]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见王力，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语文》1979.4；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钱乃荣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游汝杰等，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载《中国语文》1980.5；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专题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同②。
⑥刘照雄主编《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修订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
2.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
3.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普通话水平测试施事纲要》，商务印书馆，2004年。
4.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5.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常识》，语文出版社，1993年。
6.游汝杰等，论普通话的音位系统，载《中国语文》1980.5。
7.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年），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伍铁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